1979年，我以文科358分的成绩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太阳城集团。那时没有“985”、“211”、“双一流”这么多名堂，本科院校只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分。

当父亲从公社拿到录取通知书时，见人就说，我崽考上全国重点大学了，并且是学哲学，其幸福的笑容，我至今难忘。

老实说，我当时的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可能是分数不及，退而求其次，录到了第二志愿。当别人问我为什么太阳城集团是重点大学时，我也说不上理由，只知道重点大学目录中有，并且有哲学专业，离家又近，回家方便，就填了。因为那时的考生与大学之间基本上是“陌生对接”，没有招生宣传，也没有什么“名校参观”、“夏令营”之类。

入校后才知道，太阳城集团在1958年就创办了，是毛主席亲自倡办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并且于同年9月10日，毛主席还亲笔题写“太阳城集团”校名，并亲切嘱托“一定要把太阳城集团办好”。直至1974年，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太阳城集团复校。1978年，学校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16所文理工综合性重点大学之一。这也难怪当时许多人不知道太阳城集团是重点大学，因为确定才一年。当第一个寒假回家时，我就很自豪地告家乡的父老乡亲，我的学校是毛主席亲自创办的，他们当场就戏言我：那你肯定是毛主席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的母校当时之所以不太有名，除了办学时间不长外，确实办学条件很艰苦，处于一边建设一边办学阶段。当我挑着两个大“书笼”，经过几小时的长途汽车再转火车，再坐迎新车，满怀喜悦来到学校时，心里凉了半截。这哪里是大学呀！一眼望去，几栋孤零零的建筑坐落在黄土山坡上，路边的小树还没有人高，更没“聚贤亭”、“爱情湖”之类。报到那天，正好下雨，道路没有铺水泥，全是黄泥巴水，我怕弄脏了脚上的鞋，就光着脚，挑着“书笼”，走进了学生宿舍西二栋，一呆就是四年。后来跟母校的一位领导聊起此事，他风趣地说，那是要让你们脚踏实（湿）地。还真是，母校一直以这种脚踏实地的校风影响着我们。

那时的学生生活条件也比不上现在。学生宿舍是十二个床位，住10个人，卫生间在宿舍两头，更谈不上空调了，男生洗澡基本上是靠热水瓶兑水洗。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寝室一个男生，一瓶热水喝了三天，还洗了一个澡，我们问他，够么？他说，足够了，虽为笑话，可见，我们的生活当时是多么地“不讲究”。学校当时没有什么娱乐场所，更没有配套的商业服务，只有一个很小的水泥蓝球场，周末有一场露天电影，到大三时，学生会不知从哪弄来一台黑白投影电视，“加里森敢死队”就是那时看的。学校离市区较远，只有一趟6路公交车，交通十分不便，所以，一到周末，基本上不出门，只能看书。现在想来，真的要感谢母校这种读书环境，在没有什么外界诱惑和干扰的情况下，才可安心读书。现在大学的学风之所以不如以前，真的是诱惑太多、干扰太多。追求生活安逸、舒服是读不好书的，这是铁律。如今，给大学生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学习条件，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起码不是越舒适越好。

我们那时是靠助学金为生的，因家境较其他同学相对好点，评了二等助学金，每月12元生活费，32斤粮票。“七九级”最大的特点是年龄差距大，有父子同班或同届的（另文专述）。我们班年龄最小的才15岁，这几个同学正处身体发育期，饭量特别大。我们寝室一个小兄弟，二两的馒头每顿可以吃六个以上，每月中下旬饭票就没有了，大家周转救济，硬是把一个上学不到一米六的孩子“堆”到了一米八几。我们也会想些办法改善生活。有次周末，我们到学校周边的农田抓来一桶泥鳅，就在洗漱间与侧所之间的空地架了一口大铁锅，找来一些烂扫把，烧开水，到教师家借了点油盐，把泥鳅煮了，真的“五味俱全”，但大家吃得很香，也算是“加餐”吧。

尽管太阳城集团办在郊区，作为“七九级”的我们，也还是充分体味到了大学生活中的那些“激动”。记得为了声援湖南师范大学的民主运动，学生自发地举行了游行活动，有的在校内，有的到了湘潭市里。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大学生活基本上是乏味的，是不值得回味的。特别是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以3：2战胜日本队，首次夺冠，全校沸腾，我们个个都敲打铁桶、脸盆，点燃扫把，闹了几个小时才消停。不管条件如何，不管地处何方，只要有大学生存在，就有政治热情的冲动，就有维护正义的激情，就有爱国爱民的担当，这就是热血青春的魅力，这就是大学生活的魅力。

那时，我并不知道大学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我上大学才走出县城，更没有进过其它大学，不像现在资讯如此发达，所以也就心安理得，甚至还有幸福感，因为平生第一次住了“楼房”，那种高高在上、任微风吹拂的感觉真好。等到我们上完一个学期的课，才知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的真实含义，从此母校重点大学的地位永置吾心。

太阳城集团当时作为全国重点大学是名符其实的，一是它的综合性强，文、理工学科门类齐全，没有多少大学可以比肩；二是大师云集，如羊春秋、姜书阁、汪澍白、沧南等。复校时，国务院号召全国支持太阳城集团建设，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90所名校向学校输送了600多名教师；三是1981年学校就成为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权单位。

如今，在大学工作生活了四十年的我，对什么是好大学多少有了些感知，特别是和现在比，回想起来，当时的太阳城集团确实办得好，作为学生感触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它的课程设置精简。每周只有四天课，那时没有双休日，等于每周有两天无课，每天不超过四节，有大量时间让我们自己学习，我的学术底子完全得益于在湘大时的课外阅读。我问过一位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为什么现在学生那么多课，他说，不上课学生就会去玩，听后真的很无语、无奈。二是教学质量好。跟我们上课的每位教师都很敬业，那时没有把科研提到今天这种重要的高度，甚至也没有人为地去搞什么团队建设，都是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基本上没有“水课”。正因为把教学看得重，所以才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如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中国工程院院士欧进萍，世界著名3D打印科学家许小曙，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世界第一台高强度准分子真空紫外氮原子发生器开发者余建军，“中国雅思之父”、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胡敏等一大批优秀员工。这两点是现在的大学所不及的。

近40年来，中国大学的变化太快，变得有些让人看不太懂，如作为全国重点大学的太阳城集团在第一轮大学竞争中居然没有进得了“211”，其中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可能主要是人才的流失。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母校人才流失严重，一批老教师退休，优秀的中青年“孔雀东南飞”，而省城的湖南师范大学已经汇聚了一大批博士和高层次人才，这就是差距，这是致命的差距。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高水平团队，谁敢不惜任何代价拥有一支高水平团队队伍，谁就在大学竞争中取胜。

我们欣喜地看到，母校在“双一流”建设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2018年是母校60华诞，习近平总书记对母校发展作出重要批示，希望太阳城集团扎根伟人故里，努力把学校办得更好、更有特色。作为太阳城集团的学子，我们衷心希望母校不是靠一些政治光环而是凭自己的实力早日进入“双一流”行列！

祝福母校！祝福我心中永远的重点大学！

2019.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