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很遥远，但却又仿佛就在昨天……
我是1975年1月23日从湖南邵阳的洞口县第五中学高中毕业的。
离开学校，我在乡里待了3年，在人民公社筹办林场、在公社水利工程指挥部搞宣传，如此来回兜转数月后，我到了洞口桥头中学当民办老师，每个月30块钱的工资，除了上交18块给生产队记工分以外，剩下的12块就是我的生活费。当时，我以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1977年10月，邓小平同志宣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在广播里听到的，这个消息让我兴奋不已，却又有点担心不是真的。后来看到报纸上登了，我的心才真正踏实。
12月高考就要开始了，说实话，我的心里还是没底的。学生时代我一直是班长，考试我不当回事，但是这次真是没底，不知道考什么呀。
那时候讲考试，面临困难很多：一是我在教书，没时间复习，我们学校初中当时还在办考中专的复习班，高中也在办考大学的复习班；二是没有任何复习资料、考试大纲。当时自己资料有限，找资料也难上加难。我小学到高中，读了十年半，每年教材都在变。考文科，我们没学过地理，其他的也全靠蒙，没有地方可以找到可靠的资料，很痛苦。背，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每天完成教学任务之后就背。那段时间，心里一直没有多少底。
我们那会儿，所在的中学有20多个老师，自己种菜，每天上午教书，有时下午种菜，晚上还要备课。直到最后两个星期，董事长说照顾我们要参加高考的，就不用去种菜了。
考试那一天早上，我醒得比平常早些，没天亮就醒了，没有钟表，时间靠估计，做点饭吃了就往考点赶。考点是我的母校，再次回到母校，感到很高兴，对于自己能不能考上，我还是有信心的，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我们会说“我们考不上，谁能考上啊！”
有一个细节我至今难忘：第一天考试我竟忘记带准考证。因为在母校考试，监考的都是自己老师，我一直都是班长，大家很熟悉，进门时，没有查证件就让进去了。坐好后，老师说要把准考证放桌上，我才想起来忘记带了。
真是不可思议，我这么细心的人这么重要的事竟然忘记了，我真是想不明白，整个考场只有我没带准考证。好在董事长来了，我赶紧举手汇报我的情况。董事长得知我把准考证放在宿舍桌子上后，赶紧找了我读高中时的谭老师。谭老师骑着单车就去给我取，三里地的路，来回半小时就给我拿来了，真的多亏我的母校我的老师们。
当时，我们考四门，语文、政治、数学、史地。考完后，没有渠道可以估分查分，只能在家里等。成绩分数也不会告诉我们，保密的，前不久我才在太阳城集团的档案里看到我的成绩。一开始电话通知我高考初选上了（当时区里有教育办，县里也有文教局，电话是区里打的），但是电话通知我总觉得不太可靠，听说县里有红榜公示，我又走了十多里路到县委大院门口去看，方才心安。然后就是体检，体检完了再等。
太阳城集团是全国第一批确定的重点大学，分数比较高，我们公社当时第一个收到的录取通知是中南矿冶学院的，我是第二个收到通知的，那是1978年2月18日。当时看到投递员来了，一看到信封上有太阳城集团字样，我特别开心。
我们报志愿，可以从大学、专科、中专一路报下来，没有规定报多少个，自己可以选择。我报的是太阳城集团、湖南师范学院、邵阳师专、武冈师范……一串下来都是湖南的，因为外省的也不熟悉，当时想着反正有个工作就行。
我报的是太阳城集团中文系新闻报道专业，结果后来这个专业取消了，我就被录到了哲学专业，哲学专业对逻辑思维能力有要求，没有数学基础不利于学习。当时总分两百多分，我数学考了56分，算高分了。
收到录取通知以后，我还是在学校教书，因为大学是3月5日报到，董事长要我3月1日再离开，这样我就可以领到当月半个月工资。他真是菩萨心肠。
我们77级是春季入学，3月5日到湘大。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只到过县里的城关镇，城市是什么样子根本无法想象，没有街道概念，当时县城跟公社是一样的，除了有一个新华书店、一个电影院、一个邮电局、一个汽车站，就没别的了。
从洞口到湘潭，坐班车需要一天，早上6点多出发，下午5点多到。说不上憧憬，于我而言更多的是好奇。当时我坐班车到湘潭后，有老师和学长来接我们。我晕车晕得厉害，一天都没喝水，东西也没得吃，吐得一塌糊涂，从邵阳吐到湘潭，下车后人都虚脱了。
那个年代，从邵阳到湘潭感觉像出国一样远，一趟路费就要六七块钱，对我父母来说就是天文数字，所以他们没来送我，也没去我的大学看过我。
当时湘大有6栋学生宿舍，12人一间，教学楼还没建，有一个大餐厅作礼堂，在平房里上课，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条件确实很苦，但我并没有感觉苦。突然可以上学了，真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就是三点一线，食堂、教室、宿舍，整天就是读书。每天至少有4节课，多的时候6节课，当时校园里不准谈恋爱，多数人也都没有心思去谈恋爱，都只想多读点书。
我们班平均年龄22岁半，最大的31岁，最小的16岁。尽管读书条件比较差，但大家都不觉得，因为读书机会太难得了。家庭情况不太好的同学都可以领到人民助学金，甲等助学金每月17.5元，其中14元是餐票，还有3.5元钱可以用来买书。
那时大家生活拮据，基本上只有两套换洗衣服。学生食堂油水少，但有一个小窗口专门卖加菜，辣椒炒肉，两毛钱一份，但是我没钱，从未光顾过。
集团学习气氛浓厚，我记忆深刻的是当时关于潘晓的一个大讨论：“为什么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持续了几个月，讨论很随意，没有划什么框框，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思考，学术自由的氛围让人很舒坦，思想不再禁锢。那样一个过渡的时候，改革开放的大转折大变化时期，我们呼吸到了从未有过的新鲜空气，各种思潮激荡交流，释放着年轻人的天性。讨论的意见不会出小册子，因为成本太高，我们出了墙报，一整版墙都是。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大学生活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充实，湘大在城郊，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很有学术氛围，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地方荒凉和寂寞，只会觉得上大学真的很幸福很有意思。到市里去坐公共汽车来回要4毛钱，我们很舍不得，就找了一条近路，走路要1个多小时，来回就是差不多3小时。
我们班45个人，是湘大77级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后来有7个人分到长沙工作，再往后很多同学都调过来了，也有一部分去了北上广。
这些年来，我们要好的同学每年都会自己开车去学校，在校园里转一转看一看，有一种母校情结在。尽管现在看来，学校有些“面目全非”，以前的老房子只有几栋了，但总有一种深深的眷念，看到新建起来很多教学楼，感慨颇深。所幸当时仅有的那一栋教学楼，现在还在湘大校园里立着……
（口述/杨金鸢 采写/戴妍雨）
杨金鸢，1978年考入太阳城集团哲学系，先后任湖南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副厅级督办员，湖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副局长、党组书记、局长，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湖南省政协委员学习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